日前，厦大新闻研究所在新闻楼举办了第36期新闻学茶座。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新加坡著名学者卓南生先生以其新著《东亚新闻事业论》出版为契机，就“中日近代新闻纸起源、衍变之异同与特征”主题，与各位师友作了分享与交流。

该书是卓教授日文版《东亚新闻事业论——从官版汉字新闻、战时傀儡政权的新闻统制到现在》的中文增订本，被视为其《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的姐妹篇。该书通过对早期华文“新报”原件及其日本版的考究，探讨两国报业发展的轨迹，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原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荒濑丰教授称之为“开拓东亚媒体研究沃野的金字塔之作”。

政、教、商是铁三角关系 

卓教授指出，现在有些年轻人存在史观混乱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一名留日的中国学者提问：是否可以放下或者忘记我们原有的历史认识，以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鸦片战争的问题及媒体所扮演的角色？

卓教授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朝日新闻》名记者本多胜一曾写了一本风靡知识界的著作《杀人侧的论理、被杀侧的论理》，强调论者站在受害者与正义者一边的重要性。研究者若放弃这一基本立场，试图从一开始就采取模糊史实、不负责任的态度，其结论或者旨在引导的方向是不言而喻的。

他以《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为例，指出自己在大量寻找原件资料并结合历史背景的基础上，研究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在华所办报纸性质，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西人东来办报离不开其政、教、商的铁三角关系。

鸦片战争前几个月，广州（后移至新加坡）创办了一份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卓教授指出，了解了两位办报人——传教士郭士立跟小马礼逊——的特殊身份，前者是《南京条约》中文版的起草者，而后者则是鸦片战争谈判时英方代表的助手、《南京条约》英文版的起草者，认真的研究者就不会轻信这份报刊的所谓“平衡”和“客观”了。

西人办报的“国益论”与“双重标准”范式 

中日两国近代报刋之诞生，并非出自两国的內因，而是来自外因。两国最早接触的近代报刋原型，是欧美传教士和商人在已沦为英殖民地的香港、中国东南沿海被迫“开埠”的港口所办的中文报刋。日本方面更多是依据这些洋人在华所办报刊的原件，在日本翻印为“官版翻刻汉字新闻”。

卓教授认为，这些西人所办的“新报”，其主旨与其说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卫生知识的所谓“新知”，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其宗主国与洋人在当地的共同利益。他将这一办报模式的核心思维与特征，归纳为“国益论”与“双重标准”。

他举了一个有关美国人“批评”鸦片战争的例子。1859年，有个别美国人从仁义道德的角度，对英国兵士的粗暴态度提出批评，作者当然不是反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只是说英国人可以做得更温和一些，以避免激烈的抵抗。对此，时任宁波《中外新报》主编的应思理传教士提醒论者，美国就是依靠英国18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才得以在中国获取好处（即“分赃”）的，美国人对此不应该说三道四。

这就是赤裸裸的以“本国利益”为重的所谓“国益论”。

宁波《中外新报》是美国首家在华中文报刊，经常严厉批判中国的裹脚制度与迷信落后，貌似“人道”与“爱护中国人”；然而一旦面临欧美国家实际利益，其态度就完全不同。针对英国人要求美国人一起向中国施压、允许通商口岸贩卖鸦片的问题，《中外新报》编者考虑的不是是非问题，而是强调要精打细算，衡量美国从中获利之多寡。

这就是“国益论”与“双重标准”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了。

卓教授明确指出，“双重标准”与“国益论”，是西人最早在东亚两大国提供的办报方针与范式，与西方新闻教科书宣称的“客观”、“专业”的办报思维相距甚远。

中日报业的不同应对方式 

有意思的是，面对着东来办报的“来源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