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茶香人欲醉，真知灼见总关情。2020年11月18日上午，厦大新闻研究所在新闻楼411会议室举办了第36期新闻学茶座。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以其新著《东亚新闻事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为契机，就“中日近代新闻纸起源、衍变之异同与特征”主题，与各位师友作了分享与交流。该书是卓教授日文版《东亚新闻事业论——从官版汉字新闻、战时傀儡政权的新闻统制到现在》的中文增订本，被视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的姐妹篇。

卓教授指出，《东亚新闻事业论》中除了增添面向中国读者的新内容外，原有部分也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如新版本对首家以“杂志”命名的中文报刊《中外杂志》，及日本“官版翻刻汉字新闻”与戈公振的困惑做了大量详细的考证。他表示，相较于《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东亚新闻事业论》对其则有更大的意义，“前者是在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逐渐修订而成，后者是我差不多从日本退休前夕及来到中国后撰写的，立论也更加明确。”该书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原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荒濑丰教授称之为“开拓东亚媒体研究沃野的金字塔之作”。

何谓及如何做到“论从史出”？

谈及《东亚新闻事业论》的撰写，卓南生教授着重强调“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与原则。“论从史出”首先是要有充实可靠的资料作为依据。作为新闻史研究者，一定要努力和懂得去寻找第一手资料，“原始资料的搜索和获取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累积的过程。新闻史研究者面对的经常是碎片化的资料，这就需要研究者充分了解新闻历史的大背景，并到‘现场’去寻找、挖掘，从而了解其相对完整的面貌。”他讲述了自己在大英图书馆两年如一日翻看原件却仅偶有收获的经历，告诫大家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要因寻找不得而气馁。

在找到原始资料之后，研究者需要结合历史背景，“读破”碎片化材料。卓教授例举了香港报业史专家林友兰梳理和介绍当时仅存一份的早期《香港华字日报》（按：现经卓南生教授多年的发掘，共有400多份完整的原件）的排版形式与内容，指出“资料少有资料少的研究法，把它啃得一干二净，认真梳理并留下记录本身就有其意义”；但在面对大量的原件时，研究者则须有针对性地对已掌握的一手材料进行阅读、分类与分析，不要急于套用理论（特别是与亚洲实际情况未必适用的理论），而是要从中寻找主线，从主线当中发现问题的本质（即史实，或真相），要善于归纳其规律，进而得出结论，乃至于提升为理论上的认识（通过复数案例的考究）。

在解读与分析已获得的相关资料时，卓教授强调了解历史大背景及具有明确史观的重要性。

卓教授指出，现在有些年轻人存在史观混乱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一名留日的中国学者提问：是否可以放下或者忘记我们原有的历史认识，以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鸦片战争的问题及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卓教授不明白该学者在离开对历史基本认识的背景下，如何选取“全球化”“地球村”作为框架进行议题设定开展其研究。卓教授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朝日新闻》名记者本多胜一曾写了一本风靡知识界的著作《杀人侧的论理、被杀侧的论理》，强调论者站在受害者与正义者一边的重要性。研究者若放弃这一基本立场，试图从一开始就采取模糊史实、不负责任的态度，其结论或者旨在引导的方向是不言而喻的。他以《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为例，指出自己在大量寻找原件资料并结合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从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在华所办报纸性质而得出的结论——政、教、商是铁三角关系。这个结论并非在研究之前就随意设定，而是基于对大量原始资料的探索、发现和对当时复数的相关媒体（“新报”）深入探讨与分析而获得的。

国益论与双重标准的“范式”

在谈及“大是大非”史观时，卓教授以鸦片战争前几个月在广州（后移至新加坡）所办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例，详细阐述如何“论从史出”。他强调，在分析《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内容时，研究者不能忽视该刊两位办报人——传教士郭士立跟小马礼逊的特殊身份与背景，前者是《南京条约》中文版的起草者，而后者则是鸦片战争谈判时英方代表的助手、《南京条约》英文版的起草者。“了解了这个背景及办报人发刊时面向西人的明确表态，认真的研究者就不会轻易相信报刊中面向中国读者的诸多说教，并以此主张要以所谓的“平衡”、“客观”角度来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翻案了。”

在《东亚新闻事业论》中，卓教授对“西力东渐”背景下，西方传教士引介“新报”的概念，及其对中日两国近代新闻发展史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予以如下的分析和总结。其一是確认中日两国近代报刋之诞生，并非出自两国的“內因”，而是来自“外因”。两国最早接触的“近代报刋”的“原型”，是欧美传教士和商人在已沦为英殖民地的香港，及中国东南沿海被迫“开埠”的港口所办的中文报刋（日本方面主要是通过依据这些原件，在日本翻印的“官版翻刻汉字新闻”）。”其二是，这些西人最早所办的“新报”，其主旨与其说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卫生知识的所谓“新知”，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其宗主国与洋人在当地的共同利益。卓教授将这一办报模式的核心思维与特征，归纳为“国益论”与“双重标准”。

卓教授举美国人“批评”鸦片战争的例子以作阐释。1859年，曾有个别的美国人从所谓仁义道德的角度对英国兵士的粗暴态度提出批评，论者当然不是为了反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只是说可以更为缓和的方式进行，以避免激烈的抵抗。针对这样貌似“温和”、“人道”的言论，时任美国传教士报人、宁波《中外新报》第二任主编应思理便提醒论者，美国就是依靠英国18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才得以在中国获取好处（即“分赃”）的，美国人对此没有说三道四之理。这就是美国首家在华中文报刊露骨提倡的以“本国利益”为重的所谓“国益论”。

 “双重标准”则体现在西洋办报人面对办报所在地和本国之间利益以及本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矛盾发生时报道与评论的态度上。卓教授以美国传教士所办《中外新报》为例，指出其严厉批判中国的裹脚制度与迷信落后，似有“爱护中国人”之状；然而一旦面临欧美国家实际利益，其态度就完全不同。另外，针对英国人要求美国人一起向中国施压、允许通商口岸贩卖鸦片的问题，《中外新报》的编者则强调要从本国利益出发，精打细算，衡量美国从中获利之多寡，这便是“国益论”与“双重标准”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了。

卓教授明确指出，“双重标准”与“国益论”是西人最早在东亚两大国提供的办报方针与“范式”，它与凭借想象或西人教科书中所说西人东来办报带来的“客观”、“专业”的办报思想相距甚远。由此可见，细读原件并予以审慎辨析的重要性。

中日如何应对西人的办报“范式”

面对着“西土馆主”（即出资办报的洋老板）推行的“国益论”和“双重标准”的办报范式，中日报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对于西人办报，最早与他们接触的中国报界先驱们始终持以怀疑态度，也明确感受到了西方试图由此对中国的操控。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和体验，深知媒体控制权与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掌握媒体控制权的重要性。因此早在1874年，《循环日报》的倡办者王韬以及其中华印务总局的同仁便提出了“华人资本、华人操权”、自立报馆的旗号，力求摆脱洋人的控制。《东亚新闻事业论》第一部分和《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的共同发现与结论是：“中国近代报业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人要求摆脱外国势力对媒体的控制，争取言论自由，从而表达国家民族意识的斗争史”。

相同的报业模式起源，却衍生了中国、日本两条道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决定走近代化道路，全面向主张弱肉强食的洋人学习，推行富国强兵路线。日本媒体也相应模仿欧美新闻界采取“国益论”和“双重标准”的编辑方针与态度。日本的媒体与国策捆绑在一起，从甲午战争时高举的“义战论”到二战时标榜的“大东亚共荣圈论”，都有“国益论”与“双重标准”的影子，这也对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日本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卓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介绍说二战后的日本虽然有很多开明人士，但是一谈到二战问题，其中有些人的“国益论”和“双重标准”的思想还是会有明显的流露。正如著名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教授指出一般，不少日本学者反对战争，反对侵略，但却“未全盘否定大东亚战争”，其中有些论者还坚持认为“（大东亚战争）是有其部分功劳的”。

卓教授指出，在战时总动员的背景下，日本的报人、学者中曾扮演协助战争角色，但在二战后摇身一变成为“开明人士”或“前卫者”大有其人。他表示自己所处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亚洲留日青年“固然十分敬重这些名学者与名报人，也理解其反战、反思的局限性，但不会因其名气或者所举的旗号就轻易地对其自圆其说的学说（包括“近代的超克论”等）信以为真，遑论尊他们为偶像或直接或间接推售其惑人的‘智慧’与‘学知’。”

新闻传播学院陈培爱、许清茂、黄星民、吴琳琳等教授和研究所曹立新副所长，还有厦门晚报前主编朱家麟博士、厦大日语系教授吴光辉和赖雅琼博士、厦大历史系李卫华博士等分别就本次主题进行了交流与分享。茶座由副所长毛章清老师主持。

（撰稿者：厦大新闻研究所毛章清、尤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