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并没有想到要写这么多论。2001年《新闻事实论》出版时，我有了新的写作计划，但也只是想写‘三论’：即除了《新闻事实论》之外，再写《新闻价值论》和《新闻自由论》。” 杨保军回想创作的开始时说。

杨保军的博士生导师童兵先生在给《新闻事实论》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三部曲”搞成了，是对中国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的一个贡献。杨保军直言，“童兵先生的这句话大大鼓舞了我的士气，也增强了我做基础研究的信心”。

2003年，《新闻价值论》出版了，杨保军的《新闻自由论》两三万字的写作大纲也基本完成。“我想着再用两三年时间，写完《新闻自由论》，‘三部曲’就结束了，然后再做其他问题的研究。”

但历史似乎没有“同意”杨保军的想法。

2003年11月的一天夜里近11点，一位老先生给杨保军家打来电话。“他不紧不慢、‘笑眯眯’地告知我：‘祝贺你，保军，你这个小老鼠掉到大米缸里啦，你的论文《新闻事实论》入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啦！’”

这位老先生，正是现年94岁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

“方先生电话里又鼓励了我几句，我表示了感谢，还表达了继续努力的决心”，杨保军回忆说，“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不仅名声听起来还不错，同时也是件比较实惠的事情，因为可以申报特别资助基金。我申报了‘新闻理论基础系列专论’研究的课题，承诺写三部专著——《新闻本体论》《新闻真实论》《新闻道德论》。这一下子等于把自己‘逼上梁山’，但也因此我正式规划起‘新闻十论’的写作”。

后来连杨保军也没想到，这一规划，就是20年的人生，20年的“新闻十论”。

“新闻十论”，其中的每部专著均围绕一个新闻学基本范畴，结合新闻活动实际，展开深入分析阐释，构建了关于这一范畴的系统研究体系。

比如最新出版的《新闻规律论》，就是在既有相对比较零散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新闻规律的性质与特征、新闻规律的形成、新闻规律的系统构成、新闻系统要素演变规律、新闻活动核心规律、新闻活动的宏观规律、“党媒”的特殊规律、新闻规律的实践体现以及新闻规律的作用机制做了全面的探讨，建构起关于新闻规律研究的基本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为新闻规律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重要参照。

整体来看，“新闻十论”致力于阐释、解决新闻学领域重大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有学者评价：“杨保军的系列专著，都带有拓荒的性质，它们对理论新闻学体系建设形成了稳固的支撑作用。” 

教学与科研相长  积小流以成江海

杨保军目前仍在为本科生教授《新闻理论》课程，为硕士生教授《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基础》课程，为博士生教授《博士生研究方法指导》课程，教学的任务并不轻松。

而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协调好教学和科研非常重要。“高校教师，除了教学是首位的事情，下来最重要的就是科研，何况这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没有好的科研，本质上很难有好的教学。教学是前台，科研是幕后”。

杨保军认为，“科研就是为教学准备教案，但却是一件细水长流、老牛慢车的事情，需要观察实际、阅读文献、适当交流、独立思考、不断写作”。

“写作过程，要说不辛苦，那是假话，但要说多么辛苦，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作为研究者，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也是很美的事情”。

在写作“新闻十论”以外，杨保军还写作了本科生教材《新闻理论教程》（2005、2009、2014、2019）、研究生教材《新闻理论研究引论》（2009），截止目前，中国知网收入他的学术论文220余篇。

对于杨保军学术上的“高产”，不少人问及他的写作方法。杨保军说：“很多人以为我写作速度快，其实不是，我写得比较慢，但有一个可能不错的习惯：一旦一本著作比较成熟的写作大纲形成，正式写作开始，我就进入比较‘死板的程序’或写作模式了。只要没有课，没有其他特殊的事情，每天写1500字，不多写，多写基本是灌水。这样一年只要写200余天，一本30多万字的著作就基本写成了，再拿出一年半载的修改，也就基本成形了。”

此外，杨保军还有一种特殊的著书方式，他称之为“遍地开花”：“我自己感觉效果还不错。一本书，不管篇幅多大、章节多少，我采取的不是从前到后一章一节地写，而是哪一章、哪一节想好了、资料比较充实了，就先写，不管前后顺序。这种方法的一个好处是写作始终是整体推进，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进入写作状态后，不管从那个渠道获得的材料，只要有用，一下子就知道该用到哪里，不仅不浪费材料，也提高了写作效率。”

“对于一个读书人、教书人、写书人来说，教课、出版几本书是份内的事情，也是生活过程的自然呈现”，在杨保军看来，

“学问的事，本就是寂寞的，用不着张扬。写出来的东西有无价值，价值大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充满自信也没用，要交给时间去评判，交给历史去检验。这既不是我的矫情，也绝不是所谓的谦虚，而是我真实的看法。”

星河璀璨  漫漫长路仍待求索

在杨保军看来，20年完成“新闻十论”只是做了一件他自己想做的事，并且在自己的能力、水平范围内做完了，算是给自己也有了一个交代。他的未来日程安排中仍有很多其他重要工作。

“我想做的研究很多，想写的东西也很多，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思想随笔、读书眉批等着我整理，但时间精力有限，我得量力而行。第一位的还是教学，这对教师来说是职责，是天职”。

至于写作，杨保军认为当下就要做的事情是：着手整理“新闻十论”的集纳出版，虽然这可能是相当费力的一件事。

“但在我心中更加重要的事情，其实已经念叨很多年了，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就是要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本科生写一本原理性的新闻理论教材，为我国的新闻理论教材建设做一点新贡献”。

杨保军一直记得方汉奇先生说过的话：“一般说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两者之间，教材的作用更大，因为师资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办学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教材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进一步说，一部好的教材，不仅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而且还可以同时拥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要完成一些课题研究任务，并且根据新闻活动的不断变化，探索撰写一些关于最新问题的研究论文。但我的出发点，仍然像过去一样，着重于基础研究。”

杨保军，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支持计划”特聘教授（A岗）；《国际新闻界》副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两次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曾长期担任人大新闻学院史论教研部主任。“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得者，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教材奖一等奖获得者，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获得者。

文字：吴衣巷

供图：杨保军

编辑：项甜甜

指导教师：孙权